第39章
除非认定有自杀倾向的人才算有忧郁症，我们才能说自杀的人都是忧郁症者。
因为忧郁症患者常会产生自杀的念头，所以自杀被视为忧郁的症状之一。我们现在已经不把酗酒视为忧郁症的副作用，而是当成与忧郁症同时发生的病症。自杀意念至少和常与忧郁症同时发生的药物滥用一样，是各自独立的事情。《自杀之谜》的作者乔治豪·科特说：“不少临床医生相信，如果能成功治疗忧郁症，他们就能治好有自杀倾向的病人，好像自杀意念只是这种潜在性疾病的不良副作用。但某些有自杀倾向的病人却诊断不出潜在的忧郁症，而且病人常在摆脱忧郁症不多久——或很久之后，突然自杀了。”医生治疗一个同时有忧郁症和自杀意念的病人时，一般都会把重点放在忧郁上头。虽然先治疗忧郁症对治疗自杀倾向可能有帮助，但并不是没有例外。美国的自杀事件中，有近半数患者接受过精神科医师治疗，但还是意外地出了事。我们的想法有点问题。我们不应该把自杀意念与其他像睡眠障碍之类的症状混为一谈，也不能只因为自杀意念与忧郁症有关，而患者的忧郁症已经治好，就忽视他的自杀意念。自杀意念是需要另外治疗的问题。自杀意念虽然常与忧郁症同时发生，但本质上是不同的事情，为什么不把自杀意念单独归类为一种诊断结果呢？
许多人试图定义“有自杀倾向的忧郁症”，最后都徒劳无功。忧郁症的严重程度与自杀的可能性没有明显的关联：有些自杀事件发生在轻度失常的人身上，而有些彻底绝望的人却还是固执地活着。有些住在都市贫民区的人，他们的小孩或者全死于帮派暴力，或者身体残疾，或才处于饿死边缘，他们从未感受到任何形式的爱，但却用尽自己最后一点力气坚强地活着。有些前途一片光明的人却自杀身亡。自杀并非困苦生活的极点，而是从心灵与意识背后跑出来的东西。如今我可以回首自己那段轻微的拟自杀时期：当时那一大堆十分合理的逻辑，现在看来却像是妖怪，好似早些年害我染上肺炎的细菌。自杀意念像一种剧毒的细菌，侵入你的身体，占据全身。我就曾经被这种怪物所占据。
想离开人世、想死和想自杀，三者之间有细微但明显的不同。大多数人都曾一次又一次地想要远离悲痛、突然消失、甚至离开人世。在忧郁的时候，许多人会想死，想改变所处的现状，从痛苦的意识中解脱，但想自杀需要一股极大的狂热和一定程度的直接暴力。自杀不是消极的放弃，而是积极行动的结果。自杀需要极大的力量和强烈的意志，加上坚信眼前的惨状永远不会改变，还至少要一点冲动。
存在还是毁灭？
自杀者可分成四种。第一种人自杀时没有深思自己的行为，自杀对他们来说，像呼吸一样地急迫和难以克制。这种人最冲动，最可能受特定的外来事件刺激而自杀，他们的自杀是突然发生的。就像随笔作家阿瓦雷斯曾在他精彩的沉思录《天地不仁》中写的，这种人“企图进行驱魔仪式”，驱赶生命中只会愈来愈令人窒息的痛苦。第二种，有一半是渴望有个轻松的死亡，把自杀当成是报复，虽然这是无法挽回的行为。对于这种人，阿瓦雷斯写道：“自杀有个难题：它是只有在灰心丧气全无企图心时，才会付诸实行的一种企图性的行动。”他们朝死亡奔去，但离生存也不是很远，他们想要的不是结束存在，而是使存在消逝。第三种人自杀是因为错误的逻辑，认为忍受不了的问题，只有死才能摆脱。他们考虑各种死法和做计划、做笔记，认真着手研究实际的方法，好像是准备到外太空度假。他们通常会相信，死亡不但可以改善目前状况，还可解除亲人好友的负担（但实际上通常正好相反）。最后一种人有合理的自杀逻辑。这类人——因身体疾病、精神不稳定或人生际遇之故——不想再受生命之苦，认为他们人生所感受的有限快乐不足以弥补无限的折磨。他们对未来的预测可能准也可能不准，但他们不会骗自己，再多的抗郁剂或治疗都不能改变他们的心。
事实上，“理智能使我们成为懦夫，而顾虑能使我们本来辉煌的志向变得黯淡无光。”这正是存在或毁灭的问题所在：理智在这里指的是意识，抗拒毁灭的意图不只是因为怯懦，还包括潜意识中的生存欲望，掌握自我，进行必要的行动。此外，有自我意识的心灵，无法消除自我，要一个懂得内省的生命毁灭自己，是违反天性的。“对于生命的谨慎态度”使我们免于自杀，而亲手结束自己生命的人，可能不单是绝望，还短暂地失去自我意识。即使只是在存在与不存在之间作选择——如果我们确定死后可以了无牵挂，人的精神不过是短暂的化学作用——存在者也无法想象什么是不存在：存在者想象的是“不在”的体验，而非“不在”本身。我思故我在。以我心智健康时的观点来看，死亡的那一头或许有光明、平和、恐怖或虚无，但我们不知道那边到底是什么，因此最好把赌注放在我们存活的世界上头。加缪说：“自杀，是十分严肃的哲学问题。”的确，在二十世纪中期，有一大群法国人毕其一生的精力追寻答案，他们以存在主义之名思考这个只有宗教才能回答的问题。
叔本华提出这个问题，“自杀或许可看成是一个实验，”他写道：“这是一个人类向天地提出的问题，强迫她回答。这个问题是：死亡会对人的存在以及人对自然事物的看法造成什么影响？这是个笨拙的实验，因为要回答这个问题，需要以清楚的意识毁灭自己，等待答案。”人在死亡之前，不可能知道死亡的结果是什么。买张往返票到死亡世界走一遭再回来是不错的点子：我经常想自杀，并且只死一个月看看。当面临死亡的结局和自杀的不可挽回性时，人就会退缩。意识是我们人类的特质，一般认为，意识在死后是不存在的，在得到答案的时候，我们想得到满足的好奇心也不存在了。当我不想活，对死亡的面貌感兴趣时，我同时也想到，死亡会消灭我的好奇。就是好奇让人愿意走下去：我可以放弃我的人生的外在世界，但就是不愿放弃追求答案。
虽然动物本能是活着的主要原因之一，但是在人类社会里，活着的理由却很难解释。“人生值得活下去是最重要的假设，”桑特亚纳（美国诗人及哲学家）写道：“若不这么假设，就无法下结论。”虽然种种生存的困扰令人烦恼，但必然面临死亡的事实可能更令人痛苦。死亡如此恐怖，它又是无法逃过的，因此有人想早点了断也好。这种归于虚无的看法，似乎否定了眼前美好的价值。事实上，生命时常以隐瞒人人终将毁灭的事实来抗拒死亡。如果说死亡不是件光彩的事，那是因为它常被人轻视。
不少珍惜生命的人赞美自杀的力量，普里尼长老说过：“活在我们悲惨的凡间，能够自行求死真是上天的赏赐。”但恩（英国诗人及教士），在1612年写的《双重永生》中说：“每当为苦恼所扰之时，我知道，可将我自囚室放出来的钥匙就在我手中，没有解药救得了被一剑刺穿的心脏。”“我们总会发现”，叔本华说，“生存的恐怖一旦大于死亡的恐怖，一个人就会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。”我身陷忧郁的时候，就有过生命的恐怖如排山倒海而来的经验，危险的是，我当时对死亡的恐怖已没有感觉了。但我相信，我的恐惧是短暂的，缓和下来后就没那么难忍受了。依我来看，理性的自杀不可能是临时起意的行为，这需要长时间的仔细权衡。我相信有理性的自杀，这是对生命无奈的反应，而非绝望的结果。问题是，什么样的自杀是理性的，通常很难看出来，而且我也相信，好死不如赖活着。对于世间的无常，自杀可以一了百了。自杀应该是一项基本人权：不应该有人被迫违背心意地活着。从另一方面来说，自杀意念通常稍纵即逝，而且有不少人十分乐意在有自杀意图时被人挽回，或被迫不得自杀。若我想自杀，我会希望有人来救我，除非我真的到了人生悲苦远多于欢喜的地步。
自杀者患心理疾病比率大
在心理卫生界甚具影响力的评论者托马斯·萨斯，一贯支持限制精神科医师权力，他说：“自杀是一种基本人权。这不是说自杀是可喜的事，而是说社会没有道德权力以法律阻扰个人自杀的决定。”萨斯认为，若强制干涉自杀者，就是剥夺了他们的自我和行动的正当性。“其后果是把自杀者严重地幼稚化和非人化。”哈佛大学做过一项研究，发给医生简略的自杀者病史，要求他们诊断。若不告知是自杀者的资料，只有百分之二十二的病人被诊断出有心理疾病。若是把病人自杀的经历放进资料，则有百分之九十被诊断出有心理疾病。
很明显，自杀意念会造成医生直觉的判断，这在某种程度上使医生变得幼稚——至少忽略很多重要因素。萨斯的见解有其现实的基础，但若以此为根据来作临床判断，却可能是极危险的。倡导自杀预防运动的心理学家艾德温·斯内德曼持另一种极端的看法。他认为自杀是疯狂的举动。“自杀行为是理智与情感某种程度的断裂所致，依此来看，所有自杀者都有一点精神异常，”他写道：“理智与情感断绝，使人无法分辨出情绪，或区分其意义的细微差异，也无法把情绪传达给别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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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为忧郁症患者常会产生自杀的念头，所以自杀被视为忧郁的症状之一。我们现在已经不把酗酒视为忧郁症的副作用，而是当成与忧郁症同时发生的病症。自杀意念至少和常与忧郁症同时发生的药物滥用一样，是各自独立的事情。《自杀之谜》的作者乔治豪·科特说：“不少临床医生相信，如果能成功治疗忧郁症，他们就能治好有自杀倾向的病人，好像自杀意念只是这种潜在性疾病的不良副作用。但某些有自杀倾向的病人却诊断不出潜在的忧郁症，而且病人常在摆脱忧郁症不多久——或很久之后，突然自杀了。”医生治疗一个同时有忧郁症和自杀意念的病人时，一般都会把重点放在忧郁上头。虽然先治疗忧郁症对治疗自杀倾向可能有帮助，但并不是没有例外。美国的自杀事件中，有近半数患者接受过精神科医师治疗，但还是意外地出了事。我们的想法有点问题。我们不应该把自杀意念与其他像睡眠障碍之类的症状混为一谈，也不能只因为自杀意念与忧郁症有关，而患者的忧郁症已经治好，就忽视他的自杀意念。自杀意念是需要另外治疗的问题。自杀意念虽然常与忧郁症同时发生，但本质上是不同的事情，为什么不把自杀意念单独归类为一种诊断结果呢？
许多人试图定义“有自杀倾向的忧郁症”，最后都徒劳无功。忧郁症的严重程度与自杀的可能性没有明显的关联：有些自杀事件发生在轻度失常的人身上，而有些彻底绝望的人却还是固执地活着。有些住在都市贫民区的人，他们的小孩或者全死于帮派暴力，或者身体残疾，或才处于饿死边缘，他们从未感受到任何形式的爱，但却用尽自己最后一点力气坚强地活着。有些前途一片光明的人却自杀身亡。自杀并非困苦生活的极点，而是从心灵与意识背后跑出来的东西。如今我可以回首自己那段轻微的拟自杀时期：当时那一大堆十分合理的逻辑，现在看来却像是妖怪，好似早些年害我染上肺炎的细菌。自杀意念像一种剧毒的细菌，侵入你的身体，占据全身。我就曾经被这种怪物所占据。
想离开人世、想死和想自杀，三者之间有细微但明显的不同。大多数人都曾一次又一次地想要远离悲痛、突然消失、甚至离开人世。在忧郁的时候，许多人会想死，想改变所处的现状，从痛苦的意识中解脱，但想自杀需要一股极大的狂热和一定程度的直接暴力。自杀不是消极的放弃，而是积极行动的结果。自杀需要极大的力量和强烈的意志，加上坚信眼前的惨状永远不会改变，还至少要一点冲动。
存在还是毁灭？
自杀者可分成四种。第一种人自杀时没有深思自己的行为，自杀对他们来说，像呼吸一样地急迫和难以克制。这种人最冲动，最可能受特定的外来事件刺激而自杀，他们的自杀是突然发生的。就像随笔作家阿瓦雷斯曾在他精彩的沉思录《天地不仁》中写的，这种人“企图进行驱魔仪式”，驱赶生命中只会愈来愈令人窒息的痛苦。第二种，有一半是渴望有个轻松的死亡，把自杀当成是报复，虽然这是无法挽回的行为。对于这种人，阿瓦雷斯写道：“自杀有个难题：它是只有在灰心丧气全无企图心时，才会付诸实行的一种企图性的行动。”他们朝死亡奔去，但离生存也不是很远，他们想要的不是结束存在，而是使存在消逝。第三种人自杀是因为错误的逻辑，认为忍受不了的问题，只有死才能摆脱。他们考虑各种死法和做计划、做笔记，认真着手研究实际的方法，好像是准备到外太空度假。他们通常会相信，死亡不但可以改善目前状况，还可解除亲人好友的负担（但实际上通常正好相反）。最后一种人有合理的自杀逻辑。这类人——因身体疾病、精神不稳定或人生际遇之故——不想再受生命之苦，认为他们人生所感受的有限快乐不足以弥补无限的折磨。他们对未来的预测可能准也可能不准，但他们不会骗自己，再多的抗郁剂或治疗都不能改变他们的心。
事实上，“理智能使我们成为懦夫，而顾虑能使我们本来辉煌的志向变得黯淡无光。”这正是存在或毁灭的问题所在：理智在这里指的是意识，抗拒毁灭的意图不只是因为怯懦，还包括潜意识中的生存欲望，掌握自我，进行必要的行动。此外，有自我意识的心灵，无法消除自我，要一个懂得内省的生命毁灭自己，是违反天性的。“对于生命的谨慎态度”使我们免于自杀，而亲手结束自己生命的人，可能不单是绝望，还短暂地失去自我意识。即使只是在存在与不存在之间作选择——如果我们确定死后可以了无牵挂，人的精神不过是短暂的化学作用——存在者也无法想象什么是不存在：存在者想象的是“不在”的体验，而非“不在”本身。我思故我在。以我心智健康时的观点来看，死亡的那一头或许有光明、平和、恐怖或虚无，但我们不知道那边到底是什么，因此最好把赌注放在我们存活的世界上头。加缪说：“自杀，是十分严肃的哲学问题。”的确，在二十世纪中期，有一大群法国人毕其一生的精力追寻答案，他们以存在主义之名思考这个只有宗教才能回答的问题。
叔本华提出这个问题，“自杀或许可看成是一个实验，”他写道：“这是一个人类向天地提出的问题，强迫她回答。这个问题是：死亡会对人的存在以及人对自然事物的看法造成什么影响？这是个笨拙的实验，因为要回答这个问题，需要以清楚的意识毁灭自己，等待答案。”人在死亡之前，不可能知道死亡的结果是什么。买张往返票到死亡世界走一遭再回来是不错的点子：我经常想自杀，并且只死一个月看看。当面临死亡的结局和自杀的不可挽回性时，人就会退缩。意识是我们人类的特质，一般认为，意识在死后是不存在的，在得到答案的时候，我们想得到满足的好奇心也不存在了。当我不想活，对死亡的面貌感兴趣时，我同时也想到，死亡会消灭我的好奇。就是好奇让人愿意走下去：我可以放弃我的人生的外在世界，但就是不愿放弃追求答案。
虽然动物本能是活着的主要原因之一，但是在人类社会里，活着的理由却很难解释。“人生值得活下去是最重要的假设，”桑特亚纳（美国诗人及哲学家）写道：“若不这么假设，就无法下结论。”虽然种种生存的困扰令人烦恼，但必然面临死亡的事实可能更令人痛苦。死亡如此恐怖，它又是无法逃过的，因此有人想早点了断也好。这种归于虚无的看法，似乎否定了眼前美好的价值。事实上，生命时常以隐瞒人人终将毁灭的事实来抗拒死亡。如果说死亡不是件光彩的事，那是因为它常被人轻视。
不少珍惜生命的人赞美自杀的力量，普里尼长老说过：“活在我们悲惨的凡间，能够自行求死真是上天的赏赐。”但恩（英国诗人及教士），在1612年写的《双重永生》中说：“每当为苦恼所扰之时，我知道，可将我自囚室放出来的钥匙就在我手中，没有解药救得了被一剑刺穿的心脏。”“我们总会发现”，叔本华说，“生存的恐怖一旦大于死亡的恐怖，一个人就会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。”我身陷忧郁的时候，就有过生命的恐怖如排山倒海而来的经验，危险的是，我当时对死亡的恐怖已没有感觉了。但我相信，我的恐惧是短暂的，缓和下来后就没那么难忍受了。依我来看，理性的自杀不可能是临时起意的行为，这需要长时间的仔细权衡。我相信有理性的自杀，这是对生命无奈的反应，而非绝望的结果。问题是，什么样的自杀是理性的，通常很难看出来，而且我也相信，好死不如赖活着。对于世间的无常，自杀可以一了百了。自杀应该是一项基本人权：不应该有人被迫违背心意地活着。从另一方面来说，自杀意念通常稍纵即逝，而且有不少人十分乐意在有自杀意图时被人挽回，或被迫不得自杀。若我想自杀，我会希望有人来救我，除非我真的到了人生悲苦远多于欢喜的地步。
自杀者患心理疾病比率大
在心理卫生界甚具影响力的评论者托马斯·萨斯，一贯支持限制精神科医师权力，他说：“自杀是一种基本人权。这不是说自杀是可喜的事，而是说社会没有道德权力以法律阻扰个人自杀的决定。”萨斯认为，若强制干涉自杀者，就是剥夺了他们的自我和行动的正当性。“其后果是把自杀者严重地幼稚化和非人化。”哈佛大学做过一项研究，发给医生简略的自杀者病史，要求他们诊断。若不告知是自杀者的资料，只有百分之二十二的病人被诊断出有心理疾病。若是把病人自杀的经历放进资料，则有百分之九十被诊断出有心理疾病。
很明显，自杀意念会造成医生直觉的判断，这在某种程度上使医生变得幼稚——至少忽略很多重要因素。萨斯的见解有其现实的基础，但若以此为根据来作临床判断，却可能是极危险的。倡导自杀预防运动的心理学家艾德温·斯内德曼持另一种极端的看法。他认为自杀是疯狂的举动。“自杀行为是理智与情感某种程度的断裂所致，依此来看，所有自杀者都有一点精神异常，”他写道：“理智与情感断绝，使人无法分辨出情绪，或区分其意义的细微差异，也无法把情绪传达给别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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