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41章
我荒唐地测试一根梁木是否足够坚固，以便用来挂绳索。我还考虑到时机：什么时候我会一个人在家，什么时候可以顺利地把事情搞定。若在这种心情下开车，我会直接想到悬崖，但又考虑到安全气囊和可能会伤到别人，而且对我来说，这些方法都太麻烦了。这些想象都栩栩如生，十分痛苦，但到目前为止，也只是想象而已。我曾有过可称之为“拟自杀”的鲁莽举动，而且时常想要死；我在低落时，常把想象自杀当成玩耍，就像心情好时会想着要去学钢琴一样；但这些想象从未脱离我的控制，或转为实际的行动。我曾有不想活的念头，但没有寻死的冲动。
如果我的忧郁症变得更糟或拖得更久，可以想象，我会有更积极的自杀倾向，但除非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我再也不可能好起来，否则我应该不会了结自己。虽然自杀可以平息眼前的苦难，但在大多数的案例里，自杀者是为了回避未来的苦难。我从小遗传了父亲乐观的天性，或许纯粹是生物化学的缘故，虽然我的负面情绪有时候会糟得难以忍受，但我从不会觉得这种情绪是根深蒂固、挥之不去的。我还记得处于忧郁的低潮时，那种对未来完全绝望的感觉——搭乘小飞机时让我异常的轻松，因为我打从心底不在乎自己是会死于坠机还是安全达到目的地。危机出现时，我鲁莽地挺身涉险。我乐意尝试毒药，只是不会刻意求取毒药。有一位接受我访问的人，曾多次自杀幸而未死，他告诉我说，若我从来没有割过腕，就不算有真正的忧郁。我不打算跟他争辩，但我的确见过受到巨大的忧郁之苦，但从来没想过要自杀的人。
1997年春天，我第一次跳伞，那是在亚利桑那州。跳伞常被人说成是拟自杀活动，若是我死于跳伞，我猜亲朋好友一定会把这件事和我的情绪状况联想在一起。不过——我相信许多拟自杀行为都是如此——那种感觉不像求死，反而是求生的冲动。我之所以玩跳伞，是因为完成这件事让我觉得很棒。把自杀念头当成娱乐的同时，我也打破了自我与自我毁灭之间的重重阻隔。跳下飞机的那一刹那，我不想死，但也不像忧郁来临前那样怕死，所以不必紧张地回避死亡的到来。在那之后，我跳了好几次伞。长久以来，我活在没来由的恐惧中，跳过伞后，我从鲁莽之举中得到的乐趣是无法计量的。每次站在飞机舱门边，我感受到肾上腺皮质醇冲上来，那真实的恐惧感觉像是真实的悲伤，这真实的感受对我弥足珍贵。它提醒我什么感觉才是真的。接下来是自由坠落和俯瞰纯净的大自然和地面，还有那无法抗拒的无力感，以及美丽与速度。然后惊讶地发现伞居然打开了。伞蓬一开，气流突然与坠落时相反，我飘起来，远离地球，好像有位天使对我施出援手，带我飞向太阳。然后我又继续坠落，落得很慢，我活在一个寂静的多度空间世界里。发现自己对命运抱有希望真是十分美好。领悟到这个世界会支持我最鲁莽的实验，即使是从天而坠，感受到我被世界拥抱，是多么令人喜悦。
我第一次强烈地意识到自杀这回事，大概是在九岁的时候。弟弟同学的爸爸自杀了，那个人站在家人面前说了一些古怪的话，然后跳出窗外，身后的妻儿眼睁睁地看着他在数层楼下变成一具没有生命的尸体。“有些人就是会碰到解决不了的问题，到最后，他们没法再活下去，”我妈妈说：“你要坚强地走完一生，好好地活着。”不知为什么，我当时并不懂这件事有多可怕。
高二的时候，我最喜欢的老师用枪击碎了自己的脑袋。他在车里被发现，旁边有本翻开的圣经。警察合上了圣经，没有注意他翻到哪一页。我记得我们是在餐桌上谈这件事。我当时还没有失去亲人的经验，所以，他因自杀而亡这事实，对当时的我来说，感觉不如现在回想那般深刻，那是我第一次面对死亡的真相。我们聊着为什么没人知道那本圣经是翻到哪一页，而在我的心灵里，悲伤的人生结局比失去性命还让我痛苦。
在我大学一年级的时候，女友前男友的前女友跳楼自杀了。我不认识她，但我卷入了包含她在内的遗弃关系链中，令我对这位陌生人的死感到罪恶。大学毕业后几年，有位熟人自杀了。他喝了一瓶伏特加，割了腕，大概是觉得血流得太慢，他爬上位于纽约的公寓屋顶，跳了下来。我受到极大的震撼。他是个天性活泼、聪明又帅气的人，是那种常会令我嫉妒的人。当时我为一家地区报社写作，他常常一大早就从报纸分销处那里拿到复印件，每次我发表了什么，他总是第一个打电话来道贺的人。我们不是很亲密的朋友，但我永远记得他打来的电话和他以过度的崇敬口气所道出的赞扬。他提到自己工作的不确定感，在得知我的工作内容时，他会流露出一点悲伤的感情。这是我在他身上唯一可以观察出来的忧郁，除此之外，我还是认为他是个开朗的人。他在派对上很放得开，事实上，他是那种可以让派对热闹起来的人。他认识许多有趣的人。为什么这样的人会割腕和跳楼呢？他的精神科医生在事情发生前几天见过他，但也无法阐明问题所在。到底是为什么？在此事件之前，我还以为自杀者有思考逻辑，虽然不甚完整。
自杀需要理由吗？
但是自杀者没有逻辑可言。“这些念头涌上来，”曾努力对抗过剧烈忧郁症的罗拉·安德森写道：“为什么非得要有‘理由’？”理由往往不足以解释发生的事情，寻找线索、原因和解释，是精神分析师和亲朋好友的工作。我阅读关于自杀者的记载时，就一直有这样的看法。这份列表和越战军人纪念碑（在越战时自杀的年轻人比死于战争的还多）一样，又长又令人痛心。在自杀发生前，每个自杀者都有一些剧烈的创伤：被丈夫羞辱、被情人抛弃、受了严重的伤、爱人死于重病、破产、车子被撞毁。有人只是某个早上睁开眼睛，便决定以后不要再醒来。有人痛恨周五的夜晚。如果有人自杀了，他们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有自杀倾向，而不是因为那些理所当然的原因。虽然医疗体系坚称心理疾病和自杀必定有关，哗众取宠的媒体却常说心理疾病不是自杀的主因。这使我们得以放心地追查自杀的原因。就像说重度忧郁一定是被某种事件激发造成的一样，自杀发生也应该是有极端的原因。两者界线并不明确。要有多大的自杀倾向才会觉得有自杀企图？要有多大的自杀倾向才会有自杀行为？又是到了什么地步，一个意向才会转变成另一种意向？自杀可明确地说是（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说法）“造成致命后果的自毁举动”，但在这致命结果的背后，藏着什么样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动机呢？高危险的行为（故意让自己处于感染艾滋病的环境中、故意挑起某人杀人的怒火、故意暴露于暴风雪中等）多半是拟自杀的行为。自杀企图的程度，从产生意识、认真思虑、慎重考虑、确定目标，到最轻微的自毁行为。“自杀行为过程中，”凯·杰米森说：“是一直摇摆不定的。”阿瓦雷斯写道：“自杀的理由，大多是随便讲讲。这些理由要尽可能地减轻自杀者周围亲友的罪恶感，让探究因果的人放心，并激励社会学家对验证分类和理论继续无止境的追寻。它们就像是促成大战的边界小摩擦一样。促使一个人结束自己生命的真正动机其实是别的，它们存在于内心世界，迂回、矛盾、错综复杂，多半隐而未见。”“报纸上常谈到‘属于个人的忧愁’和‘无药可救的病痛’，”卡谬写道：“这些解释好像头头是道。但我们要知道，这个绝望的自杀者是不是有一个朋友，在那关键之日对他投以冷眼。这个人应该满怀着罪恶感。要这么说才能够让所有怨气和纷扰全部沉淀下来。”严厉的理论家克莉丝蒂娃，描述了人生的无常：“背叛行为、致命的病痛、意外或残疾，突然地让我不能再归类为所谓的正常人，或是这些事情落到亲朋好友身上，也会对我造成同样极端的效果，或者……我还能说什么？每天都有数不清的灾难降临到我们头上。”
1952年，斯内德曼于洛杉矶创立了第一所自杀防范中心，试着提出实用的（而非理论的）自杀思想架构。他认为自杀是受挫的爱、失控、自我形象受到重创、忧愁和愤怒的结果。“几乎可以说，自杀的戏码好像会自行发展剧情，这出戏会自行思考。这使我们了解到，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，只要人们可以成功地掩饰自己，就没有任何一种预防措施可以百分之百有效。”凯·杰米森感叹着“心灵深处是个穿不透的城墙”时，提到这种掩饰的行为。
我在写这本书时之所以会搜集到这么多自杀的消息，一部分是因为关心这类事情，一部分是因为人们希望能从我和我的研究中得到某种智慧或见解，但实际上，我一无所知。一位十九岁的朋友，克莉西·史密特受到惊吓而打电话给我，她在安多佛中学（纽约一所承袭欧洲教义和传统教学法的贵族学校）的同学在宿舍的楼梯间上吊。这位出事的少年曾当过班长，因被逮到偷喝酒（他十七岁）而遭撤换。他发表了一份得到全体起立鼓掌的辞职演说之后，就了结了自己。克莉西和他只是点头之交，但他在学校似乎人缘极佳，而她有时觉得自己备受冷落。“起初十五分钟我还不相信，”克莉西后来在电子邮件中说：“后来眼泪就流了下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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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果我的忧郁症变得更糟或拖得更久，可以想象，我会有更积极的自杀倾向，但除非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我再也不可能好起来，否则我应该不会了结自己。虽然自杀可以平息眼前的苦难，但在大多数的案例里，自杀者是为了回避未来的苦难。我从小遗传了父亲乐观的天性，或许纯粹是生物化学的缘故，虽然我的负面情绪有时候会糟得难以忍受，但我从不会觉得这种情绪是根深蒂固、挥之不去的。我还记得处于忧郁的低潮时，那种对未来完全绝望的感觉——搭乘小飞机时让我异常的轻松，因为我打从心底不在乎自己是会死于坠机还是安全达到目的地。危机出现时，我鲁莽地挺身涉险。我乐意尝试毒药，只是不会刻意求取毒药。有一位接受我访问的人，曾多次自杀幸而未死，他告诉我说，若我从来没有割过腕，就不算有真正的忧郁。我不打算跟他争辩，但我的确见过受到巨大的忧郁之苦，但从来没想过要自杀的人。
1997年春天，我第一次跳伞，那是在亚利桑那州。跳伞常被人说成是拟自杀活动，若是我死于跳伞，我猜亲朋好友一定会把这件事和我的情绪状况联想在一起。不过——我相信许多拟自杀行为都是如此——那种感觉不像求死，反而是求生的冲动。我之所以玩跳伞，是因为完成这件事让我觉得很棒。把自杀念头当成娱乐的同时，我也打破了自我与自我毁灭之间的重重阻隔。跳下飞机的那一刹那，我不想死，但也不像忧郁来临前那样怕死，所以不必紧张地回避死亡的到来。在那之后，我跳了好几次伞。长久以来，我活在没来由的恐惧中，跳过伞后，我从鲁莽之举中得到的乐趣是无法计量的。每次站在飞机舱门边，我感受到肾上腺皮质醇冲上来，那真实的恐惧感觉像是真实的悲伤，这真实的感受对我弥足珍贵。它提醒我什么感觉才是真的。接下来是自由坠落和俯瞰纯净的大自然和地面，还有那无法抗拒的无力感，以及美丽与速度。然后惊讶地发现伞居然打开了。伞蓬一开，气流突然与坠落时相反，我飘起来，远离地球，好像有位天使对我施出援手，带我飞向太阳。然后我又继续坠落，落得很慢，我活在一个寂静的多度空间世界里。发现自己对命运抱有希望真是十分美好。领悟到这个世界会支持我最鲁莽的实验，即使是从天而坠，感受到我被世界拥抱，是多么令人喜悦。
我第一次强烈地意识到自杀这回事，大概是在九岁的时候。弟弟同学的爸爸自杀了，那个人站在家人面前说了一些古怪的话，然后跳出窗外，身后的妻儿眼睁睁地看着他在数层楼下变成一具没有生命的尸体。“有些人就是会碰到解决不了的问题，到最后，他们没法再活下去，”我妈妈说：“你要坚强地走完一生，好好地活着。”不知为什么，我当时并不懂这件事有多可怕。
高二的时候，我最喜欢的老师用枪击碎了自己的脑袋。他在车里被发现，旁边有本翻开的圣经。警察合上了圣经，没有注意他翻到哪一页。我记得我们是在餐桌上谈这件事。我当时还没有失去亲人的经验，所以，他因自杀而亡这事实，对当时的我来说，感觉不如现在回想那般深刻，那是我第一次面对死亡的真相。我们聊着为什么没人知道那本圣经是翻到哪一页，而在我的心灵里，悲伤的人生结局比失去性命还让我痛苦。
在我大学一年级的时候，女友前男友的前女友跳楼自杀了。我不认识她，但我卷入了包含她在内的遗弃关系链中，令我对这位陌生人的死感到罪恶。大学毕业后几年，有位熟人自杀了。他喝了一瓶伏特加，割了腕，大概是觉得血流得太慢，他爬上位于纽约的公寓屋顶，跳了下来。我受到极大的震撼。他是个天性活泼、聪明又帅气的人，是那种常会令我嫉妒的人。当时我为一家地区报社写作，他常常一大早就从报纸分销处那里拿到复印件，每次我发表了什么，他总是第一个打电话来道贺的人。我们不是很亲密的朋友，但我永远记得他打来的电话和他以过度的崇敬口气所道出的赞扬。他提到自己工作的不确定感，在得知我的工作内容时，他会流露出一点悲伤的感情。这是我在他身上唯一可以观察出来的忧郁，除此之外，我还是认为他是个开朗的人。他在派对上很放得开，事实上，他是那种可以让派对热闹起来的人。他认识许多有趣的人。为什么这样的人会割腕和跳楼呢？他的精神科医生在事情发生前几天见过他，但也无法阐明问题所在。到底是为什么？在此事件之前，我还以为自杀者有思考逻辑，虽然不甚完整。
自杀需要理由吗？
但是自杀者没有逻辑可言。“这些念头涌上来，”曾努力对抗过剧烈忧郁症的罗拉·安德森写道：“为什么非得要有‘理由’？”理由往往不足以解释发生的事情，寻找线索、原因和解释，是精神分析师和亲朋好友的工作。我阅读关于自杀者的记载时，就一直有这样的看法。这份列表和越战军人纪念碑（在越战时自杀的年轻人比死于战争的还多）一样，又长又令人痛心。在自杀发生前，每个自杀者都有一些剧烈的创伤：被丈夫羞辱、被情人抛弃、受了严重的伤、爱人死于重病、破产、车子被撞毁。有人只是某个早上睁开眼睛，便决定以后不要再醒来。有人痛恨周五的夜晚。如果有人自杀了，他们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有自杀倾向，而不是因为那些理所当然的原因。虽然医疗体系坚称心理疾病和自杀必定有关，哗众取宠的媒体却常说心理疾病不是自杀的主因。这使我们得以放心地追查自杀的原因。就像说重度忧郁一定是被某种事件激发造成的一样，自杀发生也应该是有极端的原因。两者界线并不明确。要有多大的自杀倾向才会觉得有自杀企图？要有多大的自杀倾向才会有自杀行为？又是到了什么地步，一个意向才会转变成另一种意向？自杀可明确地说是（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说法）“造成致命后果的自毁举动”，但在这致命结果的背后，藏着什么样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动机呢？高危险的行为（故意让自己处于感染艾滋病的环境中、故意挑起某人杀人的怒火、故意暴露于暴风雪中等）多半是拟自杀的行为。自杀企图的程度，从产生意识、认真思虑、慎重考虑、确定目标，到最轻微的自毁行为。“自杀行为过程中，”凯·杰米森说：“是一直摇摆不定的。”阿瓦雷斯写道：“自杀的理由，大多是随便讲讲。这些理由要尽可能地减轻自杀者周围亲友的罪恶感，让探究因果的人放心，并激励社会学家对验证分类和理论继续无止境的追寻。它们就像是促成大战的边界小摩擦一样。促使一个人结束自己生命的真正动机其实是别的，它们存在于内心世界，迂回、矛盾、错综复杂，多半隐而未见。”“报纸上常谈到‘属于个人的忧愁’和‘无药可救的病痛’，”卡谬写道：“这些解释好像头头是道。但我们要知道，这个绝望的自杀者是不是有一个朋友，在那关键之日对他投以冷眼。这个人应该满怀着罪恶感。要这么说才能够让所有怨气和纷扰全部沉淀下来。”严厉的理论家克莉丝蒂娃，描述了人生的无常：“背叛行为、致命的病痛、意外或残疾，突然地让我不能再归类为所谓的正常人，或是这些事情落到亲朋好友身上，也会对我造成同样极端的效果，或者……我还能说什么？每天都有数不清的灾难降临到我们头上。”
1952年，斯内德曼于洛杉矶创立了第一所自杀防范中心，试着提出实用的（而非理论的）自杀思想架构。他认为自杀是受挫的爱、失控、自我形象受到重创、忧愁和愤怒的结果。“几乎可以说，自杀的戏码好像会自行发展剧情，这出戏会自行思考。这使我们了解到，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，只要人们可以成功地掩饰自己，就没有任何一种预防措施可以百分之百有效。”凯·杰米森感叹着“心灵深处是个穿不透的城墙”时，提到这种掩饰的行为。
我在写这本书时之所以会搜集到这么多自杀的消息，一部分是因为关心这类事情，一部分是因为人们希望能从我和我的研究中得到某种智慧或见解，但实际上，我一无所知。一位十九岁的朋友，克莉西·史密特受到惊吓而打电话给我，她在安多佛中学（纽约一所承袭欧洲教义和传统教学法的贵族学校）的同学在宿舍的楼梯间上吊。这位出事的少年曾当过班长，因被逮到偷喝酒（他十七岁）而遭撤换。他发表了一份得到全体起立鼓掌的辞职演说之后，就了结了自己。克莉西和他只是点头之交，但他在学校似乎人缘极佳，而她有时觉得自己备受冷落。“起初十五分钟我还不相信，”克莉西后来在电子邮件中说：“后来眼泪就流了下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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